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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5日，香港苏富比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会上，已故华裔法国艺术家常玉的代表作品《曲腿裸女》以1.72亿港币成交，加上佣金，整幅画作的拍卖价高达1.98亿港币，成为全场价格最高的艺术品。

　　2020年7月，常玉的《四裸女》再次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卖出2.583亿港元的天价。

　　如此傲人的拍卖成绩，让这个上世纪籍籍无名的画家一时间成为上流社会家喻户晓的人物。

　　常玉自幼在富贵温柔乡里长大，他的长兄常俊民是当时四川最大的丝织企业老板，家产雄厚，人称“常百万”。家境的富裕为常玉早年的艺术生涯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支持。

　　1920年，民国知识分子中兴起了“勤工俭学”的留法风潮。常玉也去了法国，他与徐悲鸿、林风眠等人都是中国最早期的留法学生之一。

　　到了法国以后，常玉与徐悲鸿夫妇、徐志摩皆有往来。跟徐悲鸿这类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不同，常玉早年在巴黎过得自由而惬意。

　　按好友王季岡的记载，常玉喜欢坐在巴黎街头的咖啡馆里打发时间，每次外出必定随身携带白纸簿及铅笔，一旦发现邻座男女有形象突出者，立刻动笔素描。

　　常玉出手阔绰，衣着考究，喜欢拉小提琴、打网球，因此花钱如流水。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赌博，没有不良嗜好。有时候家里的汇款未到，他就靠着啃干面包、喝自来水度日，或者向朋友借钱应急。

　　彼时的巴黎作为世界艺术之都，艺术流派林立，东西方各大艺术家都汇集于此。后来享誉世界的大师如毕加索、贾科梅蒂等人都与常玉有过交集。

　　20世纪30年代，常玉曾经得到法国大收藏家、经纪人候谢的青睐，一度吸引了不少人眼球。侯谢是毕加索、杜尚等大师的经纪人，得到他的认可，意味着踏入了巴黎主流社会的门槛。

　　然而，常玉性格怪异，难以相处，他追求和画商之间建立平等的关系，无法容忍画商凌驾于自己之上。因此和侯谢闹得很不愉快，一度断绝关系，这也决定了他难在商业上有大的发展。

　　而后，随着两个哥哥的相继破产，常玉断了国内的经济来源，从富家少年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小子。

　　即使生活捉襟见肘，他依旧保持着艺术家的清高，和往日出手大方的作风。画家庞熏琴多次看到他把画免费赠予他人。

　　如果碰到人请常玉画像，他会先约法三章：第一先付钱，第二画画过程中谢绝参观，第三拿到画像后不能提意见或者抱怨，答应这些条件就画，否则坚决不画。

　　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常玉颇有中国古代名士之风。这种文化上的骄傲也为他穷困悲凉的晚景埋下了伏笔。

　　常玉的画作之所以不同凡响，原因在于他几乎没有明显的模仿西方的时期。虽然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但他并没有丢失民族之本，而是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他在接受法国艺评家Pierre Joffroy采访时曾说道：“欧洲的绘画如同一席丰盛的菜肴，摆放着许多烧烤、煎炸的食品以及各式肉类。而我的作品是蔬菜、水果和沙拉，能帮助人们转换及改变对于欣赏绘画艺术的品味。”

　　在巴黎学美术的时候，不管有多落魄，常玉画室的沙发上一年至少要换十来个裸女，他描绘过数千张人体临摹。

　　常玉的“宇宙大腿”也起源于这段时期。他流连在灯红酒绿的巴黎红磨坊，画下了大量丰满、肉感的女体。

　　这些作品线条简单，有一种即兴速写的酣畅感，女性的大腿带着生机勃勃的扑面而来。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禁忌的部分以坦坦荡荡的东方美学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常玉的画风，既带有西方野兽派的形制，又结合了中国书法和静物的特点，他因此被众人誉为 “中国的马蒂斯”。

　　荷兰作曲家Johan Franco是常玉的好友，他评价后者的作品时称： “大多数观众第一次欣赏常玉的作品时会觉得毫无艺术感，只有在反复观看后，才能体会蕴含在意境中的真诚与严谨。”

　　二战爆发后，欧洲许多艺术家为了躲避纳粹迫害逃到美国。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常玉只能靠着遗产度日。而后德军占领巴黎，实行重要物资配给制，常玉只能用廉价的石膏和油漆制作小型雕塑，将雕塑放在百货公司售卖，以此维持生计。

　　吴冠中形容他晚期的作品如同“乌黑的铁一般的线”，“不再是迷梦，是一鞭一条痕的沉痛”。

　　这时的常玉不再是初到巴黎，鲜衣怒马的贵公子。他每天以廉价的热狗果腹，也无法负担高成本的油画布，只能以廉价的纤维板或聚合板画画，甚至一度油漆代替颜料。

　　由于无法承担聘请模特的费用，他不得不从时尚杂志上剪下女性的照片当参照物。这一时期，常玉笔下的女性，跟早年那些散发着生机与欲望的肉体不同，更像被现实不断磨打的受难者。

　　晚年的常玉流落异乡，漂泊无依，生活凄凉。为了排遣寂寞，他有时会对着植物说话，放音乐给它们听。

　　常玉去世前不久，好友达昂经常与他电话联系。在通话中，常玉告诉达昂自己在画一张简笔画，并邀请达昂前来参观。

　　达昂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怀着无限感慨：“那是一只很小的小象，在一片一望无垠的沙漠中奔驰。”常玉指着小象，笑着对好友说：“这就是我。”

　　这幅画是他的绝笔。在无边无际的苍穹之中，一直形单影只的小象显得如此渺小，独自游走在空空荡荡的旷野之中，如同沧海一粟。

　　《孤独的小象》是常玉晚期动物画作的典型代表。台湾评论家王嘉骥在评价常玉这个时期创作的动物画时曾说道：“他画中的动物或鸟禽，有时给人慵懒或恰适自得的无为感，然而画面的整体效果却总是给人一种潜在的危机四伏感。”

　　这个巴黎浪荡子，将灵魂献给了笔下的动物、花与女人的，以燃烧自己的方式成就了艺术。

　　他笔下的女人总是很丰腴，花草偏清瘦，动物则显得很渺小。这背后的人生隐喻昭然若揭：女人是常玉对花花世界的真切热爱；花卉寄托了对隐士悠然自得的生活的向往；而那些弱小孤单的动物，象征着面对残酷现实的无能为力。

　　人们发现他胸口放着一本书，受伤的脚踝上盖着一个厚纸板做的盒子，房间里弥漫着瓦斯气味。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并不是死于自杀，更像是因为炉子没关好而造成的意外死亡。

　　然而诡异的是，根据邻居帕契可太太所述，常玉有一枚随身携带多年的通体碧绿翠玉指环，这是他从家乡带来的信物，这枚美玉在常玉死后竟然也神秘地失踪了。

　　1964年，常玉答应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并开办个人画展。当时法国已经与新中国建交，他持有的中国护照无法进入台湾，而后申请成为法国公民也以失败告终，最终未能抵达愿意接纳他的台湾，一个人于黑暗的工作室内孤独死去。

　　常玉去世后，他的遗体被草草安葬在巴黎的贫民墓地：潘桐墓园之内，没有名号，只有一块水泥板，编号1296TR 1966。

　　直到1997年，好友Johan Franco找到常玉的墓地，加以修缮并为其续约至2026年，墓碑上才终于有了主人的名字。

　　常玉去世前，曾经有四十余件作品邮寄到台湾预备展出，后来展览因故流产。常玉本人又突然离世，这批作品便一直被放在台湾教育局的仓库里。

　　在死去多年后，人们终于渐渐发现了他的画作背后的价值。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常玉迥然有异的创作风格引起了收藏家的共鸣，他的画开始大放异彩。

　　1988年，台北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展览，展出了大量常玉的作品。这次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自此以后，台湾的艺术商和拍卖行将眼光投向了这位过世多年的华人艺术家。

　　1995年，约翰·佛朗哥收藏的21幅常玉画作在台湾拍卖，进一步带动了他日益增长的市场名气。这21幅画作的最终成交价都超出了估价，其中多幅的成交价甚至是标价的两倍。

　　苏富比香港艺术销售主管Felix Kwok指出，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唯一参与过巴黎画派的华人先锋画家，常玉的作品如今已经成了为亚洲现代艺术市场的增长引擎。

　　2004年，巴黎吉美博物馆举办了常玉个人回顾展，展览的名称为：“常玉：身体语言”，进一步提升了其在欧洲的知名度。千禧年之后，常玉的画作开始大量出现在香港拍卖会上，成交价也越来越高。比如2004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侧卧裸女》以730万港元的价格成交；2005年《四裸女》以1630万港元的价格售出。

　　常玉的裸体油画之所以受到市场追捧，和其稀缺性有一定关系，女性群像裸体画在市场上很罕见，规模宏大的画作更是屈指可数。

　　另一个原因则要归功于近年来频繁举办的以国际交流为主题的艺术机构展览。2014年，香港艺术馆与巴黎多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名为“巴黎·丹青：二十世纪中国画家展”的联展，徐悲鸿、常玉、林风眠等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在此展览会上展出。

　　2017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成功举办了“相思巴黎——馆藏常玉展”，进一步推动了常玉的人气。

　　除了裸体作品之外，常玉笔下的花卉静物也先后拍出了高价。2019年7月，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以1.916亿港元的高价售出了《青花盆中盛开的菊花》。这幅画是常玉的花卉代表作，展现了他对花卉优雅姿态的刻画。

　　据Felix Kwok介绍，除了大陆、台湾、法国等主要大本营以外，欧美其余各国对常玉的追捧也日益热烈。

　　然而世俗的成功与否，他人的认可与否，对于常玉来说或许只是过眼云烟。无论早年富贵还是晚年贫困之时，他在艺术上始终坚持我行我素，追求精神自由，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赏识，依然保持着内心的纯真与炽热。

　　[3]狄文圭.巴黎浪荡子常玉.世界博览.2017(6)返回搜狐，查看更多